|
|
|
|
|
《大城小巷》
题记
此情可待成追忆，
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——唐 . 李商隐
哪位朋友占据1224楼，本人重奖社区礼物，欢迎顶贴
随机性质，严禁连续灌水3次以上
1、老汉口.满春路.古三皇
汉口满春路三皇街，毗邻市中心六渡桥，老一辈的都叫它“古三皇”，是我的出生地，从出生到1970年2月下放农村，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16个寒暑，它包孕了我的整个幼年、童年和少年时代。
汉口的得名，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汉水的“入江之口”。蛮荒时期，这里是古代云梦大泽的一部分，芦苇丛生、水鸟栖息，少有人烟。3500年前，江汉之滨突现一座巨大的城堡，人们叫它“盘龙城”。秦代以前，汉水的入江口在黄陂府河一带，可以说，“盘龙城”是最老最老的“汉口”，当年它雄镇华夏之南，威压四方。可惜它不象古长安，古洛阳，它是一个幽灵，一个神州古城的幽灵，辉煌之后就消失了，它随着汉水的改道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明代成化年间，汉水又一次改道，从郭茨口经龟山北在龙王庙汇入长江，这次改道使得又一个“汉口”在华夏大地闪亮登场了，武汉也由“双城对峙”变为“三镇鼎立”。据说明代开国元勋刘伯温曾预测过这一带，叫“前五百年是一堆沙，后五百年是千万家”，这个预测“神”了。由于江汉舟楫之便，商贾之利，汉口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，它虽脱胎于汉阳，其发展速度和地域名气却远远超过了它的前辈。明末清初，汉口已位列全国四大名镇之首了。
开埠以后，汉口更象吃了“发粉”一样，快速地膨胀，膨胀。它的繁华热闹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四方列强，八方商贾，还有那无数的流民、手艺人、小业主。也许是这里的水太多了，老汉口的祖宗们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把水“戽干”，然后填土起房。（这个传统至今仍在延续，汉口的湖都被人填的没剩几个了）。人们修堤、排渍、填湖、造地、盖房子，开工厂、做生意。大的湖塘，小的水凼，乃至于长长的玉带河，都填平了，修了道路，盖了高楼。就这样，满春路形成了，三皇街又一次立起来了。时间大概是20世纪初。
满春路得名于“满春茶园，满春剧场”，三皇街则得名于“三皇殿”，据说古观里供奉过“伏羲、神农、轩辕”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天皇，地皇和人皇”，只是早已无迹可寻了。
满春路之名诗情画意，三皇街之名古色古香。
三皇街最初是一些芦棚茅屋，到处还残留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凼子。形成街巷以后，也是屡遭劫难，最大的两次是“水与火”的洗礼。1931年，汉口发大水，这里成为一片泽国，其后，又遭火灾，将这里烧个精光。当然，还有战乱，饥荒，偷抢、日寇铁蹄的践踏、恶势力的欺压……
好在这里的居民多为草根小民，生命力强，象猫一样有九条命，只要有点春风，就又忙着长新根，发新芽，一个个直往上“冲”。到五十年代初，这里人烟稠密，人气旺盛，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平房和茅屋了。
在外地人眼里，老汉口的街巷简直就是一团乱麻，无章可寻，住久了，就会发现老汉口的街巷也有个大概的规律。有人讲东西向大街为“道”，这种讲法不完全准确，比如说沿河大道就绝对不是东西向。准确的说法是：顺水流方向而建的大街叫“道”，大致为东西向，南北向的则称“路”，路与路之间的叫“街”，每条街上又各有一些横七竖八的，弯弯扭扭的小巷子，巷子里面还有“里”,上海人叫“里弄”，武汉人叫“里粉”，还有“坊”，跟“里”差不多，都是一小片住宅小区的意思。当然，大街上也有“里粉”，如“积庆里”就在中山大道上。
汉口人不大讲“东西南北”，否则的话，就不会有“东西湖”这样不分东西的称呼了。武汉有长江，汉水，按水流的方向，汉口人就有了“高头，下头”的地理概念；人有两只手，于是又有了“左，右”之分了，“高头，下头，左，右”，这就够汉口人区分方位用了。
三皇街头枕满春路，脚达铜人像，基本上与长堤街的下头，和清芬路是平行的。走在通向长堤街的通道上，你会明显感觉到是在爬坡，你会觉得长堤街的确是建在一道长堤上。更有趣的是，有几家大门开在长堤街，后门却在三皇街，只不过，要到三皇街，还要下十几步的阶梯。
文化大革命破四旧，说是三皇街街名太“封建”，要改，上头征求意见，居民们讨论说，那就改为“幸福村”吧。报上去后，没有批，说是武汉市已经有个地方叫“幸福村”了，为此，街坊们还遗憾了好久。上头把满春路改名“红星路”，三皇街改为“创造街”，后来，满春路恢复了街名，三皇街的街名却杳如黄鹤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(该帖作者修改过2次，最后修改于2008-05-31 20:35:23)自:Club.ChinaRen.com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[复制本贴地址] http://club.chinaren.com/124680473.html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
|
|
|
2、小巷小民
三皇街有五条小巷，我家在三皇二巷，是由一条主巷和几个弄子组成。三皇街是背街背巷，僻陋杂乱，却最能够，最直接地体现老汉口“五方杂处”的特色。
这里的老居民源自八方，主体复杂，以汉口周边一些县市如黄孝、汉阳、武昌和鄂东诸县居多,也有几家下江人和北方人。居民多从事社会底层职业，九佬十八匠，各行各业，杂七杂八。老一排的有做小买卖的、杀猪卖肉的、卖菜的、“下河”的、当服务员的、踩三轮车的、跑船的、开汽车的、打包针的、估衣行的（过去铜人像一带有好几家不错的估衣店）,卖鸽子（原来五马路有个“鸽行”，鸽子交易一度火爆）、卖金鱼、卖花草的、卖剪纸、卖小工艺品的，有裁缝、皮匠、理发师、炊事员、邮递员等。
在三皇街叫人“老师傅”一直是一种敬称，有手艺的和级别高的师傅很受人尊敬。有家姓刘的“工拜八级”，是工人里面级别最高的，在三皇街上工资也是最高的，我们叫他“刘八级”，他言语不多，说话有点拿腔拿调的。年轻一排的则多为产业工人，技术工种和熟练工种都有。赚钱不多，工作却很辛苦，早晚奔波，到武昌、汉阳上班的，要搭公汽，坐轮渡，“跑月票”，到汉口“古田（辛家地、韩家墩等）、花桥、姑嫂树”一带上班的，则天天骑自行车，风雨无阻，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都要二、三个小时。
老街坊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，老的文盲很多，小的多半也只中学毕业，偶尔出个把大学生则是一巷人的荣耀，大家的榜样。三皇街流行一句俗语，叫“有文吃文，无文吃力”，街上能“吃文”的人很少，多半是“吃力的”, 几乎只有“做事的”，没有什么“管人的”。后来，小一辈中混得稍微好一点的也有，有当兵最后成了团长了，有教书后来成了中学校长了，有当工人后来成了小厂厂长了、有当医生后来成了医院主任了、有搞公安的，有坐办公室的……
小巷僻陋，自然没有什么名人名事可书，略能提及的只有几位。
巷头“过街楼”后有座茶馆，馆主姓扬，大家叫它“扬瘌痢茶馆”。茶馆砖木结构，上下两层，上面住家，下面摆有七、八张茶桌，一副“老虎灶”，兼买开水，街坊们常到“老虎灶”打开水，一分钱一瓶。喝茶的都是附近的居民，以年长的爹爹居多，也有年轻人，女的坐茶馆很少。
那时城市里茶馆都流行喝“花茶”，花茶味道浓一些，酽一些，香一些，能增添茶馆气氛，而且档次居中，大众化。比如老北京人喜欢喝“茉莉花”，老成都人讲究喝“三花”，三皇街的人喜欢喝“香片”茶，再高档一点的就有“珠兰”之类，也是花茶。
五十年代茶馆生意不错，人出人进，热热闹闹，说生意，谈家常，消磨时光，享受清闲，偶尔还来点评书，楚汉清唱什么的。六十年代开始生意就不行了，困难时期，吃饭都难，哪有闲钱闲心喝茶，这家茶馆曾一度改为街道上的食堂，我就在那里吃过一段时间“钵饭”（用那种土钵子蒸的饭，定量的），食堂停办后，茶馆未能恢复，“老虎灶”也彻底熄火了。
街上有一位从小就爱唱戏、爱表演的男生，嗓音外形条件都不错，姓张，后来在武汉汉剧院当演员，听说还演过李玉和，也小有名气。还有一位在“新香港理发厅”工作，听说给陈伯华吹过头，不知是否属实。他有张穿西服、打领带的照片，很帅气，他儿子曾偷偷地在我面前炫耀过，那时，西装皮鞋在小巷可是“体面”的象征。
我记忆中的三皇街是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三皇街。七、八十年代开始，就不断有老居民在单位上分了房子后，搬离了三皇街。搬离后还经常有老人们回来玩，他们口里直念叨：在外什么都好，就是隔壁左右难得见个面，更难得说句话，一点“捞摸”都没有（意思是很寂寞），不如三皇街热闹，更没有三皇街的“人情味”那么足，还是想念三皇街的老街坊们。
改革开放后，有人外出做生意了，有人租房子搬进来了，街上有的房子成了汉正街的仓库，有的成了汉正街的加工厂，专门加工“水货”衣服。新搬来租住的多半是乡里人，新的“移民”改变着这里的居民成分，新的老的杂处在一起，于是，这里又开始演绎着新的民风，新的民情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1969年汉口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待续............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顶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夏日炎炎,火热前行!
|
|
|
老乡啊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天将降大任于中国也，必先冻其南方，抢其火炬，撞其火车，震其四川，涨其物价，跌其股市，空乏其股民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～
|
|
|
3、“男将女将”都是“将”
老汉口的市井文化，是周边的乡土文化、本地的码头文化、传统的商埠文化和外来的殖民文化的融合，文明和愚昧相伴，高雅和粗俗掺杂，美好和丑陋并存，在汉口不同的区域环境中，有较大的区别。三皇街则显得江湖味、乡土味、世俗味、市民味更浓烈一些。
汉口把成年人都叫做“将”，男的叫“男将”，女的叫“女将”。三皇街的男将们大多喜欢抽烟、喝酒、品茶，还打点牌，但基本上还是蛮顾家的，肯做家务事，而且还会做家务事，这几乎成了三皇街的街风。
一到星期天，天晴了，就会看到一些男将们一大盆一大盆地洗衣服，浆被褥，女将们则在旁边帮忙。帮不帮忙不要紧，男人做事最怕女人在一旁“倒嚼”。不帮忙不说，还在一边指手画脚，男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吵吵架是避免不了的，弄不好，还会拳脚相加，打了起来。
(该帖作者修改过1次，最后修改于2008-05-29 16:35:0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三皇街的男将们大多数都“舍得吃”,也会做饭，都有几样拿手好菜，平时的饭女的做得多一点，一旦来了客人或逢年过节，还是男将来掌勺做菜。有些男将“一末带十杂”，烧火做饭带“引伢”，比女的都还过细些。特别是在年轻一排的男将们中，真正的“甩手掌柜”极少极少。三皇街的女人们说，“男做女工，到老不中，这里的男将们已经不中，所以只好做女工”，在这里，男将们狠，女将们也不“摊枪”（示弱），男女基本上是平等的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总是留言失败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| 10楼 |
鸿翔天空
2008-05-29 17:39 |
|
喜欢武汉,也喜欢这篇文章
是否有其它作品啊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夏日炎炎,火热前行!
|
|
|
本文章十分长 还有十分多的珍贵图片
请问
为什么我总是留言失败
即使我是一段话一段话地回帖也不行啊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楚人说话多带感叹语，一惊一炸的，《史记》里面就曾有过生动的描写，三皇街的人说话，或许还有这个遗风。话语中多半带有“耶呃，约哦，你吓（he）我，是的撒”等语气词、口头禅，它们的穿插使得一句话有高有低，、有停有顿、有腔有韵。几句“汉骂”，几声牢骚，几阵咋呼，驱散了烦恼，宣泄了不满，有时还能赶走夏日的燥热。当然，这里的姑娘们如果说话不带渣滓，嗓门小一点、声音柔一点，再咬个腔，拿个调，那就会象汉戏一样好听，我们偶尔在小巷里还可能有这种耳福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日常生活不完全是粗俗，在三皇街平时见得最多的还是讲礼性、讲文明、谦让客气、亲切和宜，也常有温柔和情谊在小巷洋溢、弥漫。
比如说人们开口说话就“您家”长、“他您家”短，早上见面必有问候、一时不见，则问长问短，借东西还的时候一定要说“劳慰您家”，自己吃饭旁边有人的时候，一定要说“有偏您家”，做客时一定要感谢主人说“您家费力”。还讲究行要让路，坐要让席。请客吃饭，一张桌子，谁上谁下，总要扯来让去。
三皇街还保存着一种乡村似的亲情，一街人相互之间很少叫名字，姓张的就是张爹爹、姓王的就是王叔叔，还有三姨妈、二姑妈、张太婆、李家家、就象一家人，十分亲热。一家有喜，隔壁左右都沾光。就是平时哪家煨个汤，弄点好吃的，也要请对门对户的尝一尝。偶尔遇上一个外来的，问路的，一定会十分热情，客客气气，指指点点，就是把自己的事放下来也要帮人帮到底。人们陶醉在原始的质朴之中。
助人为乐，急人所难，在三皇街几乎就是家常便饭，一家有事，全巷子的人都帮忙，谁个受人欺负，不用号召，就会有许多人挺身而出，大打抱不平，江湖上的义气、豪气此时就会油然而生，小巷也仿佛是条“正义巷”、“英雄巷”。当然，明哲保身的人也有，从不跟他人“来哉”（来往）的、从不管闲事的人也有，总体说来，这些人在三皇街没有什么市场，也没有什么影响。多数人性格豪爽，直来直去，风风火火，办事干脆“刷拉”；心窟眼多，喜欢算计的人则是少数，所以，人们也不必时时提防他人，也不愁遇事无人帮忙，活得也还轻松、自在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三皇街有些人也喜欢“抖狠、带意思、玩味”，喜欢“看热闹、传小话、沾点小便宜、挑点小事端”，也经常为点小事扯皮拉筋，相互争斗，甚至大打出手。这时候，总会有人出面代和，调解，化除矛盾。几十年的老街坊，几代人的老感情，彼此知根知底，哪个人有“几斤几两”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因此三皇街的人似乎有个共识，那就是：有“板眼”（本事）的人不会住在三皇街，在三皇街抖不起好大的狠，要抖狠就到外面去抖。
这样一来，街坊们即使有点矛盾冲突，能带的就带过去，能圆的就打个圆场，最后大家求得你好我好，相安无事了。喜欢“打狗子架”，一闹“紧”闹、死不“下地”（结束）的人也有，不多。
几十年，也可能是上百年，大家就这样有争有吵，有帮有助地过来了，直至各自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4、心中都有一尊“神”
三皇街老街坊们，“七月十五”都要“烧纸祭祖”，就像楚剧《百日缘》中董永唱的那样：“七月十五是中元，家家户户祭祖先”。七月半，鬼门开，又叫“鬼节”，据说这一天，鬼们可以自由活动。烧纸钱又叫“叫钱纸”，先在地上用灰画三个大圈，据说在圈内烧纸，“钱”不会让孤魂野鬼抢去。一边烧要一边叫，能够说得清楚的祖先要一个一个地叫来“拿钱”。还有大年三十晚上，家家户户要“祭祖”、要“叫饭”，祈求先人保佑，要把先人请回团圆，请他们和后人们一起享用盛宴。
宗教对于普通百姓来讲，其实就是一种心灵寄托。“神”在心中，就会有几分“敬畏”之感，人举止言行就会有一定的“约束力”了。
(该帖作者修改过1次，最后修改于2008-05-30 20:51:45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5、“古三皇”的“鼓皮房”
“三皇街”虽然靠近六渡桥，地处汉口中心位置，却是较为典型的平民居住区，它在汉口的发展、扩张史上，在这寸土寸金的闹市，能够争得自己一席之地，这本身就暗示了这座城市发展过程的无序性和宽容性。
“三皇街”的民居档次较低，虽然也有带“天井”的砖石楼房，有砖木混建房，最多的、最具代表性的房子却是“老鼓皮”房。这种“老鼓皮房”看似简陋，实际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形式上它是一种全木结构的楼阁建筑，而全木建筑则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和传统。
同那些飞檐斗拱、豪华精致的建筑相比，古三皇的“鼓皮房”就显得太过低级了，它的产生和老一辈经济条件、当年的社会认知以及本地的传统习俗是一致的。它的材料来源容易一些，造价相对低廉一些，做起来可能快捷一些。即便如此，能弄到这么一块地皮，做这么一栋房子，也可能会花去它的主人大半辈子的积蓄。
“鼓皮房”的柱、梁、檩条、楼梯、楼板甚至凉台和望窗都是木质的，四周的房墙也是用一些极薄的木板钉制而成。这种壁板又薄又匀又平又轻，象大鼓的皮一样，因而得名“鼓皮”。用手一敲，薄板也会象鼓皮一样“嘭嘭”作响。房顶上盖的是青灰色“老布瓦”,中间夹有几块“明瓦”（玻璃瓦）以供采光之用。各家各户的挑梁都会突出个一二尺，这样楼上总比楼下的面积要大一些，只占空间而不占地皮。
“鼓皮房”一般为两层，楼下是堂屋，厨房，楼上是卧室，有些住房特别紧张的家庭会在楼下做个隔间，摆上一张床。房子外面一律涂有土红色的油漆，涂漆不仅仅是为了美观，也能较好地防止虫子蛀咬。虽经岁月侵蚀，“鼓皮房”有些斑驳，但晃眼看去，一色的暗红，在阳光的映衬下，并不显得沧桑。
汉口有些高档“里粉”住宅是“蜡板钢窗”，三皇街的“鼓皮房”虽有木质楼板，但从来不上漆，也就谈不上打蜡了。过去窗子是纯木的，有开启式、镶插式，很简单，不如“花楼街”的雕花窗栏那么讲究，不过解放后，一般家庭都改成框式玻璃窗了。门、栓也是木质的，门多为衫木，衫树木门平直不易变形，又不重，且经久耐用，一扇门可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。
老汉口的“里粉”建筑，多半是几家集资而建，都说得出一些来龙去脉，建前也有规划和设计，显得整齐得体，三皇街的“鼓皮房”，却杂乱无章，不整不齐。房子靠房子，两家共一堵鼓皮，这几家出来一点，那几家缩进去一些，多数又不在一条线上。有大门对大门的，有大门对后门的，也有大门对侧门的，正的、弯的、斜的都有，于是就形成了弯弯扭扭的窄巷，最宽处不过二、三米，最窄的弄子只能过一个人。
这都说明了当年建房无规无矩，无章无法，有极大的随意性。一块荒地，野草丛生，大大小小的“水凼子”，人们一块一块地占、一点一点地填,就形成了今天的格局。
文化大革命破私立公，要消灭私有制，鼓皮房的房产都是私人的，于是，我们都把房产证交给公家，自觉自愿地放弃私有财产。那时很单纯，只想把房子交公，然后由公家出钱“修缮”房子，享受公房待遇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给退了回来，公家不收。连交公的资格都没有，为此，我们心里还“失落”了好久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人们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，手头一“活泛”（指可支配的钱多了一些），住在鼓皮房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居住条件。有人把鼓皮房的下层改为砖石结构，有人干脆拆了重建，因为地方狭窄，巷子里就竖起了一座一座的“小炮楼”，有的贴瓷砖，有的刷涂料，原来的鼓皮房都是清一色的土红，现在“拐”了，一条小巷变得五颜六色,怪里怪气了。
人们安自来水，修浴室，买冰箱，装空调，做防盗门……，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，也抛弃了鼓皮房原有的、令人回味的东西。
2006年，旧城区改造的步伐终于迈向了这里，开发商要将这一带推倒重来，另起炉灶，要改天换地，要在一张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画来。三皇街名字没有了、鼓皮房没有了，它的一切的一切都远去了,消失了……
建筑是一个城市的主体，与时俱进是一个城市的活力，拆旧建新是必然的，但我们在创新发展的同时，决不能斩断这个城市的记忆，决不能抹去这个城市的特色，更不能让这个城市失去灵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6、“冰与火”的考验
“鼓皮房”冬冷夏热，冷起来冷得难受，热起来热得难熬。
房子的密封性很差，热胀冷缩，一到冬天，就会有一道一道的细缝。小时候的武汉，天气好象格外地冷一些。寒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房檐下吊着半尺长的“凌柱子”，江面上呼啸着凄厉的、令人心悸的北风，这时，你能深刻体会什么叫“威风凛凛”。住在鼓皮房里，外面仿佛有千百个风婆子争着挤着要进来，一旦进来了，就像“刮痧”一样用刀子刮你的脸。
入冬前，各家要把四处的裂缝粘贴起来，到过年时，再用白纸把家里重新糊褙一遍，又挡风，又亮堂，家里也就有了新年的气象。白天，人们靠煤球炉子取暖，年老体弱的就终日提个“烘笼”放在怀中，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凉。一到夜晚，人们就早早地偎进了被窝，有的家里用“铜暖锅”，有的就用医用吊瓶灌上开水来焐脚，增加热量。
相比而言，夏天就更难过了。如果说武汉是座火炉，那么三皇街就是这座硕大的火炉上的一个小蒸笼。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，说是有个三皇街的人死后在阎王爷的油锅里面玩耍嬉闹，阎王爷大惊，后来一了解，才晓得三皇街的夏天比油锅还要热。人们笑道：三皇街的人死后在阎王殿里，什么刑罚都可能受，就是不会再下油锅了。
太阳炙烤着土红色的“老鼓皮”，“老鼓皮”发热发烫，似乎随时都会燃烧起来，各家的煤炉又在添温加热，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热气腾腾，热浪滚滚，难找一块清凉的地方。密不透风的小巷，持续不断的高温，经常让人闷得喘不过气来；汗水不停地流着，渗出的黏液、盐渍紧粘着皮肤，“醡”（zhǎ.普通话里还找不出同义词来）得人十分难受。偶尔吹来一阵凉风，人们马上叹道：真比喝汤还要舒服。
那时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电扇，解凉完全靠扇子。年纪大的人和小伢们用的是“鹅毛扇”，这种扇子很柔和，不伤人；小姑娘喜欢用“团扇”，撒点香水，香风袭人；男伢们喜欢用“撒扇”（折扇），时开时合，逍遥自在；最常见的是那种大蒲扇，风大劲足，价廉物美。
我们小时候，总喜欢在大蒲扇上用毛笔写字，然后经烟子熏一熏，再擦去墨迹，扇子上的字就会象印上去一般，煞是好看。街上有位老师，在自己的折扇上题有“清风一把扇”五个大字，颇有意境，我至今都还记得。
一把扇子就是一个土空调，借什么都可以，唯有扇子不借人。有首俚谣戏言道：六月天气热，扇子借不得，虽然是朋友，你热我也热。有钱买一把，一天扇到黑，无钱看人扇，热得一身汗…...
夏天里，男将们可以“打赤巴”（北京人唤之“膀儿爷”），可以将条湿“袱子”（毛巾）搭在肩上，时不时地擦擦汗，扇扇风。有人还能将湿“袱子”抖着、抛着玩，虽不如“二人转”的“帕子功”复杂好看，但也能甩出几种花样来。女人们少了这份自由和潇洒，没有办法，再热她们也要注意形象（北京也没有“膀儿娘”）。70年代末，我第一次到重庆，正好是夏天，重庆的姑娘们都穿着花短裤满大街地跑，令人讶然。此景在武汉是看不到的，武汉的姑娘们穿花短裤最多在家门口站一站，上街则一定会“笼”上长裤，或者套上裙子的。
三皇街的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了，一家少则三四个，多则七八个孩子，夏天乘凉，满巷子都是呼啦呼啦的人。每当我看见电视里面成群的企鹅、成阵的火烈鸟时，就会想起昔日三皇街的“乘凉大军”。好在这里只生臭虫，没有蚊子。臭虫好办，太阳晒一晒，开水烫一烫，实在不行就直接撒点“六六粉”，保证根除，要是有蚊子，那就太“犯嫌”了。白天上班太辛苦，晚上无论怎样也要图个凉快、求个安稳觉，无蚊子捣乱，就为乘凉、露宿提供了方便。露宿是无可奈何的，但也是这里最好的“消夏”方式。
太阳还没有下山，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起来，在门口扫一扫地，洒一洒水，然后搭起铺板，放好竹床。摆放的位置是有默契的，如果哪家稍微摆过去一点，另一家就极有可能放不下，所以大家约定俗成，互不侵犯，和谐相处。满街都是竹床都是人，竹床靠竹床，太挤了，有时候出去办点事，就只能“咔（kà, 普通话无此同义词,形容在很窄的地方行走）进咔出”。最恼火的是骑自行车的人，白天骑车出去，人骑车；晚上只能扛着自行车回来，车骑人。
多数人家的晚饭是在外面吃的，竹床就是餐桌，一家人一围，其乐融融。有段时间“兴”喝“鲜啤酒”，一毛钱一大杯，有人就早早地提着“炊子壶”到“老万成”去买了回来，用水“镇”着，等到晚餐享用，这种“水镇啤酒”倒也清凉解暑。而那些老“酒麻木”们则只喝白酒，即使没有什么下酒菜，天气再热，哪怕是劣质的“苕干酒”，每天也要“窘（jiōng，嘟起嘴巴喝）几窘”。小巷里生活不用遮掩，哪家的小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一目了然。
整街的人整夜睡在外面，照说相互之间的干扰是蛮大的，外面的人可能不相信，三皇街的人很少因乘凉而产生磨擦和纠纷。竹床一摆，天黑了，路灯亮了，讲故事的、谈家常的、传新闻的、说时事的、“斗闪方”（开玩笑）的、发牢骚的、听收音机的、哄小伢的、拉胡琴的、吹牛的、哼戏的、打牌的、下棋的一一展现，各得其所，也各得其乐。
三皇街的竹床阵也曾上演过惊心的一幕。1967年夏天，六渡桥一带武斗频频。有天，一个人被逼进了小巷，神色慌张地躲在一张竹床下面。不一会就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拿矛子，一个拿刀子，脸露凶相，街坊们惊呆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出卖那个躲在竹床底下的人。人们的善良救了他，那人千谢万谢，竹床的主人说：少滴多（罗嗦），快点走，我们这些鼓皮房子是沾不得一点火星的。你莫害我们就行了。
武汉人笑“东北大炕”，一家人睡在一张炕上；东北人则笑武汉人，一街的人，甚至半城的人都睡在一起，这张炕不知有多大。有人想当然，以为似这样男女杂陈，必定有伤风化。其实，人们除了图个凉快以外，并无其他什么想法。这个底线就是它最起码的保障，也是它存在的社会基础，否则，竹床阵是绝对摆不成的，摆不长的。
多年来，三皇街“平安无事”。一是当时社会风气、政策导向不同，生活“作风”是大问题，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，人们不敢轻易闯红灯；二是鼓皮房里也藏不住什么秘密，钉大点事，“小脚侦缉队”们都会把它查个一清二楚。如此这般，即使个别人有想法，也只敢想，不敢干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7、“入厕”和“水”的故事
“古三皇”，老人们也叫它“苦三皇”，在这里居大不易，事事为难。
“鼓皮房”没有卫生设施，入厕难。
解放前，这里连公共厕所都没有，各家都备有木制的“围桶”（马桶），有的家里还有装“围桶”的柜子，名曰“金柜”，不用时可以坐人。过去汉水上有座码头叫“粪码头”，就是专门收装转运粪便的，人们倒围桶要到“粪码头”去倒，所以这一带把倒围桶也叫“下河”。常有附近郊区的农民进城积肥，挑着粪桶在小街小巷里大声喊叫“下河了，下河了，再不来就走了咧！”。这样的情景在过去中国的老城区并不少见，比如上海的一些老弄堂里，一大清早，就会有一长溜的“马桶阵”赫然摆在人们的面前。
解放后，这里修了公共厕所，人们倒围桶就不必“下河了”，只是每天早上起来排队上厕所，又成了三皇街的新街景。我们把公共厕所叫做“洋茅室”，其实它一点都不洋，最初里面铺的是木板，走在上面一晃一晃的，不稳当，晚上连灯都没有。小时候，还有一首俚谣是这样唱的：“半夜三更，茅室无灯，走进茅室，掉进粪坑，无人救我，英勇牺牲，为了纪念我，茅室里安灯”。
后来厕所改为砖石蹲坑，也装上了点灯，只是仍然没有冲水设备，粪便要靠人工淘。老北京过去也有许多这样的厕所，著名的时传祥就是因淘粪工作出色而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。
家附近有三个厕所，福建街，满春路，清芬路口，距离差不多，我就换着上。有时要排队，这几个厕所女用档位都要少一些，女性排队的概率要大一些，而且，一排就是排长队。
八十年代开始，大量外地人涌进武汉做生意，厕所更是供不应求，于是搞起了经营化，收“门票”，开始是每次五分，慢慢涨至三毛。对老街坊优惠，卖“月票”，贵倒是不贵，街上人觉得麻烦极了，早上一忙，往往忘记带“票”，又冒带钱，有时急得人团团转。
我儿子小时候每次从宜昌回汉口，最怕的是上厕所，一上长途汽车就担心地问，到汉口上厕所”来不及了怎么办”？在家里方便惯了，随需随用，到老家则要受憋。
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一些，三皇街的人首先把自来水接进家中，然后给自己弄个下水的挡
“鼓皮房”没有自来水设施，用水难。
老汉口的自来水历史虽然很早，这里离“水塔”又不远，三皇街的人享受自来水的便利却是很晚的事。解放前，用“井水”受限制，“凼子里的水”脏，吃水要到“小河”（汉水）里挑。过去汉水很清亮，一般时候就直接饮用，碰上下雨天，河水浑了，才会用“明矾”在水缸里搅一搅、镇一镇。街上也有专门挑水卖的，听老人们说，过去大夹街、长堤街、福建街都是青石板路，挑水的人多，街上终日是湿淋淋的，油光光的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小巷通了自来水，有了“自来水供应站”，我们把它叫“水管子”，家家户户用水就直接到“水管子”去挑。“三皇街”的“水管子”设在一座老“土地庙”里面，“土地庙”大概只有四、五个平米，一张床，一个板凳，一个炉子，一位老婆婆负责放水，吃住都在里面。一分钱可以挑5小桶水，一大桶等于2小桶，挑一大担水，还要“找”一个竹牌，一个竹牌等于一小桶水。我们把这种竹牌叫做“欢喜”，凑足了四个“欢喜”又可以挑一大担水。（“欢喜”一词源自码头，码头工人把劳动计数用的竹牌叫做“欢喜”，竹牌就是钱，看见它自然就心生欢喜。）
管放水的婆婆靠赚取水的差价为生，有时难免“尖”（小气）一点，份量不足，各家各户的水桶又不统一，有木桶，冰铁桶，后来还有各式各样的“塑料桶”，大小不一，放多放少，经常发生纠纷。最后还是居民委员会出面，在各家的水桶上，用白油漆打上记号，有了权威尺度，这才化解了矛盾。
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，三皇街的住户们才陆续把自来水装进了家里，才结束了挑水吃的历史。
有时水又太多了，三皇街地势低洼，一逢下大雨，街上就成了“水凼子”，尤其是长堤街的水，一股一股地往下流，如果能竖起来的话，那简直就是一个壮观的大瀑布。于是乎，全家进入“紧急状态”，家家户户，紧急动员，男女老少，一起忙碌，拿板子挡，找石头垫，大桶小盆地往外戽水，然而，终究抵不过无缝不钻的水强盗，眼睁睁地看着家中“水漫金山”。
大人看着水浸湿的东西发愁，孩子们却兴高采烈，打的打水仗，“浩（淌）”的水“浩”玩，一个个不亦乐乎。记得有好多次我都是躺着漫膝盖的水，朝学校走去，当时也觉得蛮好玩的。
大概从八十年代开始，街上这样的渍水现象才逐年减少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8、传说中的“幸福村”
冬天象冰窖，夏天是蒸笼，无自来水，无卫浴设施，苍老陈旧的鼓皮房啊，人们或许会向它投以同情、悯怜的目光，其实，“同情、悯怜”大可不必，鼓皮房的主人们的“幸福指数”并象别人想象的那么低。
1965年，街上有位在厂里搞宣传的老兄，写了一篇报道《苦三皇变成了“幸福村”》，发表在“武汉晚报”上。文章写了三皇街新旧社会两重天，解放前是何等痛苦，解放后又是怎样幸福。这篇报道轰动了整条街，看见自己祖居的小街能够上报纸，人们很是兴奋，一街人争相传看，街道组还专门组织居民们学习。人们读着、议着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三皇街的人不能左右气候，也不能左右环境，但是他们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，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生活状况，并无过多的怨言，相反，在他们日常的言谈中，经常表露出来的却是满足、幸福，甚至还有点自豪感。
景由心生，所谓幸福，其实就是一种感觉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三皇街的很多人还没有坐过小汽车，但他们并不羡慕那些能够坐小汽车的人；三皇街的人多少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何等精彩，但他们从不因自己的“不精彩”而垂头丧气，而影响心情。鼓皮房里的人自有自己的价值，自有自己的世界。
幸福与否，参照物很重要,“人比人，气死人”，这要看和谁比，怎么比，三皇街的人会比，总是拿自己和农村的亲戚比。三皇街的人老家多半在武汉周边农村，家家都有些乡里亲戚，没有近亲也有远亲。农村年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前，吃大锅饭，农村的日子很苦，街上经常有乡里亲戚来汉口玩。多数三皇街的人并不嫌弃自己的乡里亲戚（至少在表面上），还以好吃、好喝、好玩来款待他们。看长江大桥，逛民众乐园，吃回“蔡林记”，尝点“老通城”，临走，还送几盒青山的麻烘糕或者一筒汪玉霞的喜饼，弄得乡里人感激不尽，回去以后在老家要传扬好长时间，“鼓皮房”里人也觉得活得十分光彩。
有段时间，汉口解放电影院经常放映一部立体宽银幕电影《魔术师的奇遇》，进去以后，戴副墨眼镜，眼前就会出现神奇无比的立体影像，简直好看极了。只是票价太贵，五毛钱一张。有个街坊自己舍不得看，而请乡里亲戚看，乡里亲戚看得目瞪口呆，连连感慨这汉口人也太幸福了，不用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，也不用“双抢”，不用天天“出工出苕力”，吃的好，玩的好，简直生活在天堂。此话一传开，三皇街的人的“幸福指数”又蹭蹭直往上升。
“道不拾遗、夜不闭户”曾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，“道不拾遗”不敢说，“夜不闭户”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三皇街是实现过了的。
夏天，人们摆竹床睡在门口，为了通风透气，从来是不关门的，一觉睡到大天光。鼓皮房不象现在的砖混结构那样“扎实”，它不经“戳”，随便就可以掏个大洞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家家户户不关门而敢放心大胆地睡觉，我们只能慨叹当年社会治安实在是不一样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街上只失过一次窃，那还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。街上有个伯伯喜欢钓鱼，那天骑着自行车跑到武昌豹子澥去了，路太远，回来晚了。家里人搅了一大锅白菜羹，还放了点虾皮，热在锅里，拿个“靠把椅”把大门虚掩着，然后上楼睡觉了。那个伯伯回来，锅里空空的，正在责怪家里人怎么连饭都不留，这才发现来了小偷，慌忙查看，结果除了那锅白菜羹不见了以外，其他什么都在。难能可贵的是，“小偷”吃完以后，还把锅碗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弄得那家人又好气，又好笑。此事在街上还传笑了好长时间。
或许有人说，那时候人太穷了，无东西可偷，滋养不了小偷，此话也未必。穷是穷了点，也不能说无物可盗，一把火钳，一个脸盆，一床被窝，那时也是一份家当啦。
当年，民风淳朴，人们价值追求不一样，不象现在，为了物质利益，有些人什么都敢做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9、陋巷之声
城市不能没有声音，声音是城市的灵魂。就某种意义而言，声音更具有地域特色，更能折射时代影像，更能全面彰显这个城市的个性精神和人文特征。
声音是稍纵即逝的，声音又是绵绵不绝的。
有城声，街有街音，老武汉的无数条大街小巷都曾有过自己的街音。“车马如梭人如织，夜深歌吹未曾休”，“夜深歌吹”曾是老花楼街的独有；“满目东来西往货，一街南腔北调人”，“南腔北调”正是老汉正街的特征。吉庆街有别于江汉路，户部巷不同于昙华林，显正街、上海村、胭脂路、咸安坊……历史、文化、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各自的街声街音，韵味不同，调式不一，旋律各异。
三皇街是僻街陋巷，无突出特色可讲，无显赫名声可言，然而，不显扬不等于没有气息，不出名不等于没有声音，陋巷每时每刻也在演奏着自己的“市井生活交响乐”，也在唱响着自己的“小巷笑傲江湖曲”，或平淡、或激越、或清新、或嘈杂、或悠扬、或凄厉……
城里没有鸡啼，小巷最早的声音是各家各户的，此起彼伏的闹钟声，这是为那些上早班，跑远路的人闹的，第一个音符奏响了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三皇街的人上班多半很远，有武重的、武钢的、武锅的、汉轧的、国棉的、省汽修的等，都是好单位呀，就是远了点。当年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家有私房的，不论大小好坏，单位一般不会分配公房，这就使得三皇街好多人失去了分房资格。即便是个别人在单位混的“很圆范”（很好），分到了房子，有的还是舍不得六渡桥这块风水宝地，情愿每天起早床。
街上有个嫂子在武钢上班，每天先搭九路公汽从铜人像到王家巷，再从王家巷坐轮渡到徐家棚，然后从徐家棚坐厂里专门接送上下班的火车到武钢。上个班，除了飞机以外，汽车、轮船、火车，能坐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。有年下大雪，江上封航，路上打滑，江汉桥，长江大桥堵得一塌糊涂，只得辗转换车，早上五点起床，到厂里已是中午十二点了。车间主任心蛮善，说今天特殊情况，您家回去算了。她在食堂扒了几口饭后，急忙忙地往回赶，到家正好晚上六点。街上的人叹道：这幸亏是住在市中心，要再住远一点，一天时间怕还赶不回来。
闹钟声后，街上会有短暂的宁静。天慢慢麻麻亮了,主妇们开门了，忙起来了，婆婆们开始“倒嚼”（反复唠叨）了，爹爹们开始咳嗽了。此时最重要的事是准备“过早”（早餐）的，三皇街的人早上见人打招呼从来不说“您早，您好，见到您很高兴”，见面就直接问道“您家过了早冇？”除了解手,过早是每天早上的第一紧要。
武汉的早点很丰富，花色品种众多。过去卖早点的没有塑料袋子，而是备有一些尺把长的竹签子，让人们用竹签子带早点回去（还是蛮绿色的）。面窝、油饼本身有洞，一穿就行了，一根签子穿它五六个没有问题；油条、烧饼、粑粑、油香、欢喜砣、酥饺等没有洞，也用竹签子穿，穿起来也一样好带。早晨，经常看见一些人一手端个小“鼓子”（钢精锅），一手拿根竹签子, 带着豆浆米酒油条面窝，一晃一晃地往家赶。
也有不买现成的，自己在家里做，家做早点就简单一些，下面条、夹疙瘩、塌粑粑、煮烫饭、炒现饭等等。炒饭叫“炒油盐饭”，听名字就知道赶不上“扬州炒饭”那么讲究，有油有盐就行了，但比起“上海泡饭”还是复杂一点，如果来个鸡蛋、加点香葱，那就是一种格外享受了。我小时候，喜欢吃腌菜炒饭，腌菜炒饭，有盐在先，搁点油就行了。
接着就是各家各户大声催孩子们起床上学的声音，只见一个个学生伢一边吃着“过早的”，一边夹着书包朝着学校奔去。
到了买菜的时间，满春菜场、长胜菜场都不远，人们买菜回来，议论菜价，比较品种，交换早间新闻。
午饭一般简单，晚饭相对丰盛，因为上班的人大多已经回来了，赚钱的人是需要加强营养的，有好的跟他们一起吃。午饭与晚饭之间的时间是街上人的空闲，人们在这段时间里谈一谈，玩一玩，乐一乐。
三皇街的人有个习惯，除了下雨、下雪、出大太阳、刮大风等恶劣天气以外，都喜欢坐在家门口，在门口坐，在门口玩，吃饭、聊天、看书、打毛衣、做家务，甚至学生伢们做作业都喜欢在家门口。平日里晃眼一看，街上仿佛随时随地都有人在门口值班，有个把生人从街上过，就像检阅一样，一巷子的人都张大眼睛望到底。街上的“户籍”（片儿警）偶尔查个把案子，不担心找不到线索，老街坊们中有不少的人是“包打听”，问一句，答十句。
天慢慢黑了起来，街上的声音又不一样了。
三皇街有个好传统，坚持了几十年，那就是防火安全义务宣传。每天傍晚，居民委员会的人就带着一帮小学生，拿着小喇叭，从巷子头到巷子尾，反反复复，齐声喊道：“楼上楼下的同志们，注意防火安全。防火防特，人人有责，防火防盗，互相关照。一家失火，四邻遭殃……”天天如此，风雨无阻，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怎么间断过。
三皇街人口密度大，居住环境差，多是鼓皮房，一点火星可以把整条街烧得精光，属于高火险地区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解放五十多年来，这里居然没有发生过火灾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，多亏了居民们的强烈的防火意识和自觉自愿的行动。自我保护是最好的保护，那天天不断的喇叭声，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。
计划生育抓晚了一点，使得三皇街的伢们特别多，伢们又多是“散养的”，管得不紧，要求不严。过去读书学业负担轻，竞争不激烈，也不讲什么“起跑线”，学生伢们玩的时间多，每天晚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，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嬉闹声、欢笑声。
和孩子们游戏声同时响起的，还有大人们讲故事的声音。我小时候很喜欢听故事，街上不少人也喜欢讲故事。晚上，昏暗的电灯下，“幺子角落”里，冬天围着炉子，夏天傍着竹床，一堆一堆的人，有讲有听，有说有笑。街上有位姓姚的，一肚子的故事，也擅表达。每次讲前先言道：“我姓姚，名叫摇钱树”，然后再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。他讲的故事不长，多半成系列，有“酒麻木”的故事，有“贱三爷”的故事，有“海达八”（一位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有点二百五又有点马大哈式的人物）的故事等。
讲得最多的是“鬼”故事，深更半夜在黑巷子里面听“鬼故事”其实是件很刺激，很过瘾的事，极富挑战性，我又爱听又怕听。有次讲到紧张处，有人突然脱掉一只鞋子朝我扔来，我身上直抖，差点吓掉了魂，害得我好几天晚上不敢出门。
文化大革命来了，讲故事的人少了，但象“梅花党”“一只黑色的绣花鞋”、“蓝色的尸体”之类的故事还是在街上悄悄地流传，让人觉得特别新奇，格外有味，让人听了还想听。后来广播里面开始播评书，吸引了不少人，先是刘兰芳讲《岳飞传》，讲《杨家将》,后来的单田方、袁阔成以及本埠的何祚欢等都大受欢迎。那时候，有收音机的人不多，一到点，一些人就齐聚在收音机旁，竖着耳朵听，可惜每天只讲半个小时，一部书，要说几个月。故事声，评书声在街上响了好多年，直到电视声完全取代了它。现在讲故事，只是用来哄娃娃。
孩子们出去玩，不唤不回来，于是，小巷里经常响起唤孩子回家的声音，“回来吃饭啦……”，“回来睡觉啦…….”，一声唤不回，几声，十几声，扯起喉咙喊。各家的喊声虽有不同，但都悠长，响亮，余音都会在小巷回旋，飘荡。现在想起，这应该是三皇街最温馨的声音。
那时，娱乐活动少，上班时间紧，家务负担重，人们过得很辛苦，一般人家都睡得比较早，所谓夜生活几乎和他们无缘。晚上十点多钟以后，喘息了一天的小巷就慢慢趋于平静了。
夜深人静时，躺在床上，可以清晰地听到江汉关的钟声。江汉关的钟楼大钟按刻奏乐，原来演奏的是《WESTMINSTER》曲，歌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，据说与英国议会大楼的大钟是同一音调，文化大革命中改奏《东方红》。不管是“女皇万岁”还是“东方红”，听起来都有种神圣庄严的感觉，尤其是那最后的报点声，一下一下，下下都颤动人心。三皇街离汉江，长江都不远，晚间轮船的汽笛声也会声声入耳。有时，轮船“拉位子”的声音和江汉关的钟声同时响起，恍惚中，竟然有了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意境。这是在三皇街能够听到的，最富有诗意的声音。
三皇街的鼓皮房不隔音，人们形容说：一家打屁三家听，很无奈，冇得解。晚上睡不着，两口子在床上干点什么事，动静稍微大了一点，旁边几家都听得一清二楚，这是最令人尴尬的声音。没有办法，要干事就只好尽量控制情绪，尽量谨慎小心，既怕让隔壁左右的人听到了，更怕影响了自家的其他人。好了，事关隐秘，不说了。
转钟了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过去的事，不说了，也不想了，不想了？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10、吵架是门艺术
家居生活，一末十杂，人们每天唱着锅碗瓢盆之歌，谈着柴米油盐之事，品着酸甜苦辣之味，简单、单调、平常，象复印一般，一天天不厌其烦张吐出同一内容。
小小陋巷，近百户人家挤在一起，邻里之间，好起来就象是血浓于水的亲人，闹起来又象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这矛盾，那冲突，街上总是纠纷不断，“三不之”（武汉话，时态副词，比“经常”短一点，比“偶尔”又长一点）还会吵起来，闹起来。
最容易闹矛盾和起纠纷的就是烟子和水，生炉子，洗晒衣服，楼上的怕“烟子”，楼下的怕“水”。两个人有矛盾，普通话叫做“有过节”，武汉人俗称“有烟子”，“烟子”之喻估计就是来源于此。
“是哪个屋里的炉子吖，“秋”（熏眼睛）死人得的，还不快点提远些！”，“哪个屋里的被窝又不揪(jiǚ 拧)干，滴得到处是水”，“伙计们，倒水注点意撒，楼底下站的是个人，不是棵树”……街上常常会爆出类似的吼叫声。不过，因此而吵架的并不多，多半提醒的声音停歇后，跟着就是解释和赔小心的话语。当然，遇到一些“嘎巴子”，也就免不了小吵小闹，大闹倒不多见，否则，天天大闹，失去了相对稳定和平衡，生活是无法继续的。
街巷狭窄，晾晒衣物尤其不便，家家备有竹篙子，叉棍等用具，天气只要稍微好一点，整条街都是花花绿绿的，像是在办展览，人们总是有晒不完的东西。大件的被窝卧单和上衣可以当街而晒，裤子内衣只能顺街而晾,最忌讳的是女人的裤子横街而展，让男人们从底下钻出钻进，被视为“背时”“晦气”,是严重的违规行为。如果有人不懂事，这样做了，马上就会响起“通（武汉话，大声地骂）人”的声音，轻则骂“不讲道德，没有知识”，重则连祖宗八代一起“通”。
在三皇街住久了，你会觉得吵架也是一门艺术。
论嘴上功夫，男将不如女将，男将要么乱骂一通，要么动手比个高低，有些心智不低的女人既有耐心玩弄嘴皮子，还讲究策略计谋，争就争个“赢手”。人们习惯上把那些爱吵架，不轻易饶人的女人称着是“恶鸡婆”，当面不敢叫，背后叫得吼，万一不小心被“恶鸡婆”听到了，接着又会是一场好戏。
街上人吵架有“文吵、武吵、恶吵、独吵”之分，“文吵”就是只吵不骂，可以讽刺、挖苦、贬斥、攻击，可以说些“二五点子的话（怪里怪气的话）”，“无常大爷的话（无常是鬼，也就是武汉人常说的款鬼话）”，可以瞎说瞎款。“武吵”就是连吵带骂，“恶吵”就是连骂带打，“独吵”就是独吵独骂，也就是骂大街。
有天，一个常年有病的女人突然在街上发起泡来了，人们听了半天，这才知道不晓得是哪个“长嘴婆”造她的谣，说她在外面偷人，骂了半天，不见“长嘴婆”露面，她就一手拿砧板，一手拿菜刀，骂一句，剁一下，那动作神情，身段语气和汪玲陔的《王婆骂鸡》如出一辙，唱的是同一出戏，象是一个师傅教的。街坊们诧异道：看她平时象个发瘟的鸡子，没想到抖起狠了这么恶。
街上最会吵架的是一个外号叫“非洲人”的女人。这个外号不是说她长得黑，是说她没有户口，是个“黑人”。“非洲人”从小长在农村，20岁那年下汉口走了一趟亲戚，回去以后就不想种田了，立志要嫁武汉人，后来就嫁给了我们街上的“面窝脑壳”。
“面窝脑壳”脑壳有点“霸”（后脑勺突出），开顶早，中间一块白，四周一圈黑，从后面看，很象武汉人过早吃的那个面窝，因而得名。“面窝脑壳”是个老实砣子，武汉市小伢们上户口随母亲，他的儿子姑娘又成了“小黑人”，月月买高价粮吃不说，精神上还受压抑，总觉得低人一等。靠“非洲人”的嘴巴狠，会“嚼”，一家人这才在街上不至于活得太窝囊，太被人瞧不起。
“非洲人”很勤快，勤扒苦做，孝敬公婆，又热心快肠，除了爱吵架以外，并无其他不良。她吵架“文吵”多，“武吵”少。平时一口孝感话，说起来“柔砣了的（很柔软）”；吵起架来，却硬得很，一个字就是一颗子弹，又尖又亮，且弹无虚发。
有人骂她“见你妈的个鬼哟”，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对骂，而“非洲人”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“你的妈在旁边听到了”，对方强调：“我骂的是你的妈”，她回答：“就了撒，哪个的妈听到了，你骂的就是哪个的妈！”，可怜对方半天都没有转过弯来。其功底之深厚可见一斑
有人要被领导扣工资，请她以“表妹”的身份去扯皮帮腔，她去了以后，领导不理她，根本不跟她谈。她喧宾夺主，噼噼啪啪对准靶子就是一阵扫射，说领导偏心，处理不当，事前没有宣布，事后不做工作，不公平，里面一定有名堂。领导被迫应战，拼命地为自己辩护，一不小心带了一句“把(bà)子”（说脏话），被“非洲人”抓住不放，扫射变成狂轰乱炸。就这样三下五去二，说得那位领导无话可答，还要眨着眼睛不停地为“带把子”道歉。最后结果，该扣的不扣了，要罚的不罚了，领导只是说了句要“汲取教训”，“下不为例”。
她得意凯旋，满面春风，我奇怪她没有上过班，这些斥责领导的话是从何而来，她说平时听街坊们闲谈，都记在心里了，看来她还真是个注意生活积累的有心人。
趁其高兴，我向她讨教吵架制胜之法宝，秘而不宣，道：“细伢秧子，么事不好学，学吵架”。禁不住再三恳请，加上心情舒畅，她就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：
吵架，最重要的是，始终要把火往对方身上烧，不管对方怎么骂你，怎么说你，千万不要为自己辩解，因为你辩解得再好，最多只能证明自己清白，无损对方一根毫毛，搞不好越辩越黑。只有把矛头不断地指向对方，让对方去辩解，让对方自乱阵脚，让对方心慌、难受、不舒服，让对方急不择言，这样你才会有机可趁，才会掌握主动，才会站上风，才会由弱转强，才会稳坐钓鱼船……(根据大意整理，未经当事人审阅)
两个字：折服。我不是一个吵架的人，也不喜欢别人吵架，但至今想起这段话，仍然觉得精妙。这里面既有战略上的考量，又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，还有哲学思想，还有辩证法，还与一位伟人的军事思想“消灭敌人就是最好的保存自己”暗合，还有点“亮剑”精神。村女街妇有此悟性，实属难得，只可惜她说的是“吵架”。
如果她不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没有户口的“黑人”，如果她从小能够受到正常的、应有的教育，如果她有个发挥自己智慧和特长的平台，如果她换一个环境，换一种方式生活……
一声叹息！皇天后土，树上的果果成百上千，就是不结“如果”。历史不能假设，人生没有如果！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11、“宝贝”对不起
虽说都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但萝卜多了难得洗泥，一份爱，那么多个孩子分，疼爱的指数自然就降低了。加之儿多母苦，生活艰辛，有时自顾且不暇，对于众多子女，为人父母者，就只好暗道一声“对不起”，只好抓主放次了。
三皇街对孩子管得比较粗放简单，有的甚至放任自流，顺其自然，街上人形容道，“懒婆娘喂猪，吃也是三瓢，不吃也是三瓢”。同时，有些传统的教育方式和生活习俗，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或许会觉得好笑，难以理解。
人们喜欢用恐吓方式来教化小孩。讲的最多的是鬼，不准小孩玩的太晚，说黑巷子里面有鬼等着你，不准小孩游泳，说水里有鬼专门扯人的胯子，鬼气拂拂，让人担心随时都会有“鬼情”发生。
再就是“麻(mā)胡子”，大人们也经常说。现在的京汉大道，过去是一道长堤，堤上有铁道，跑火车，在很长一段时期，这条铁路是汉口城里城外的分界线，也是我儿时活动的警戒线。有人曾认真而又十分慎重地告诉我，过了铁路外，就有“麻胡子”，边说边做，说“麻胡子”用手往小孩脸上一抹，小孩就被“迷住了”，乖乖地跟他走，然后就被他刮了、剁了、蒸得吃了，我听得鸡皮疙瘩直起，汗毛直竖。
所谓“麻胡子”，就是隋代的麻叔谋，隋炀帝下令开汴渠，麻叔谋被任命为开河督护，他凶恶残暴，蒸食幼儿，丧尽天良。死了这么多年，却仍是小孩的“灾星”，小时候，一听到“麻胡子来了”，我就吓得要命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大人们自己在“款鬼话”。当年，别说吃小孩，就是拐卖儿童的事也很少，不像现在，连女研究生都敢卖到山里给人当生育的工具。
在三皇街，你常常会遭遇到并且真正体会到“骂是爱”。街上的一些女人们喜欢随意，甚至胡乱称呼自己的孩子，借以倾吐生活的怨气。人们往往不在意这些称呼的确切含义，但如果从字面上认真咀嚼一番的话，还是蛮有味的。
有些称呼还说得过去，比如有称自己的孩子为“小讨债鬼”的，前世欠人钱财不还，今世化为子女索要，这是传统说法，可以理解。现在养个伢，从出生到读书、买房子、结婚生子至少得个几十万、上百万，大人平时节衣缩食，这时候却格外大方，出得心甘情愿，唯恐未竭尽全力。这般光景，的确象是陈年旧债未清，今生专门到世上来向你讨债的。
有称自己的孩子为“小劫数”的，这似乎也有点道理。养儿育女，事关一家人的幸福。子女们争气的还好说，碰上一个吸毒的、赌博的、犯法的、虐待老人的，疯狂追星的（现在伢们追个星，也要闹得家人卖血、卖房子），对于大人来讲，那还真是“命中注定，在劫难逃”，躲不过，避不开。
街上有个长子婆婆，儿子媳妇都在岳阳的一家军工厂工作，几个孙姑娘跟她在汉口住。长子婆婆对她的孙姑娘有个独有的称呼是别人所没有的,叫“小凤阳婆”。凤阳出了个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，过去，凤阳人打花鼓卖艺的多，汉剧有出《打花鼓》对他们还是蛮同情的。不知凤阳人何时得罪了长子婆婆，让她有此称呼。
有些称呼，问题可能就很大了。有称自己的孩子为“小抽筋”的，要是真的抽起筋来，那还不把人急死。有称自己的孩子为“小杂种”的，细细一想，这岂不是自己骂自己？有称自己的孩子为“小短阳寿”的，这就有点恶毒了。有称自己的孩子为“小砍脑壳”的，这就有点恐怖了。
比较流行的还有“筑（zhóu）匣子”。这话一般人误以为是“瞎子”，咒人眼瞎，其实不是那回事。“匣子”，过去指一种用料单薄，未经加工的简易棺材。沈从文先生在《边城》中写道：“河街上船总顺顺,派人找了一只空船带了副白木匣子,即刻向碧溪咀撑去”。这里的“匣子”就是这种棺材。
战争，饥荒，尸横遍野，饿殍载道，一些兵营，善堂、社会机构等打扫战场，出面收尸，做善事，他们当然没有条件用正宗的好棺材了，也就是几块板子钉个“匣子”。有时一个“匣子”要装几具尸体，尺寸不够，装不下，就把人卯起来往里面“筑”，武汉话“筑”，就是用力往里揣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筑匣子”。“匣子”拿出去装尸时，没有盖子，三块长板子，两块短板子一钉，“三长两短”就这样常被人用来指非正常死亡。说孩子死无葬身之地，被人“筑匣子”，这样咒自己的孩子，岂不残忍？
男人有怨苦，喝闷酒，抽闷烟，把怨往下压，往内挤，时间一长，容易形成内伤，容易生病。女人其实活得更累，但她们有怨苦，往外排，向上送，想办法让它变成怨气放出来，因而，身体的损伤小一些，女人一般都比男人活得长。说到这里，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些女人要怨天怨地，说东道西了，因为她们找不到其他更好形式来宣泄心中的怨苦,有时只好找孩子出出气了，于是就有了这些听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称呼。
这些，仅仅只是一种称呼而已，只能听听，不可当真。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它只限自家人用，外姓旁人是不能叫的。如果你不信邪，听到哪个伢的妈喊他“小杂种”，你也跟着一起喊他“小杂种”，前脚喊，后脚他的妈就会出来跟你拼命的
我小时候还真有点羡慕那些独儿子，在家地位高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还经常有点零花钱。现在回想起，独子也有说不尽的难堪和烦恼。在严密的监控之中，在热切的期待之中，他们必须循规蹈矩，严格按父母的意愿去生活，去努力，远不如我们散淡自由。
汉江，人们习惯叫小河，离三皇街不远，一到夏天，我们总会找些时间三五成群跑去游泳。回来时，太阳把小肩小腿晒得黑黑的，大人用手指甲一抠，一道白印子，马上就知道玩了水的。不过处理起来却很宽松，一般骂几句，最多打几下，然后嘱咐一定要小心一点。独儿子是没有这种机会的，他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、也不可能私自下到河里去。
班上有个外号叫“南霸天”的独儿子，小学快毕业了，还带着项圈和长命锁，这玩意儿我们要么没有戴过，要么早就不戴了。“南霸天”是个宝宝，家里生怕他有不测，始终不让把项圈脱下来。因此少不了遭同学嘲笑，项圈也经常被人扯来拉去，弄得“老南”很心烦。别无它计，只好阳奉阴违，一到校门就脱下放在书包里，放学再把项圈戴上，就这样，一直戴到文革前，还是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他。
关于项圈，鲁迅先生在《故乡》里有说明，闰土“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，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，怕他死去，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，用圈子将他套住了”。武汉也有此俗，只是叫法不同，武汉人称之为“狗框”。“狗框”实际是民俗学上所称的“以贱言贵”，是一种反训。除了套颈子的以外，武汉还有婴幼儿套手套脚用的，小一点，带有铃铛，叫“手框”、“脚框”，其意义一样。
狗身上许多部位可以用来骂人，如狗嘴、狗腿、狗头、狗眼、狼心狗肺等，但老武汉说小孩“狗头狗脑”，却是正儿八经的祝福之语，它通常和“长命百岁”连在一起。旧时拜年，人们双拳一抱，言道：“恭喜您家老人们越老越仙健，小伢们一个个狗头狗脑”，俱是吉祥好话。
现在讲科学，倡导优生优育，人生的起跑线在不断地往前压，“零岁方案”都晚了，还要胎教，有人甚至断定从新的生命诞生的第一瞬间起，竞争业已开始。我们做孩子的时候，没有这等福儿可享，大人们第一要务是把孩子养活养大，其他便是次要的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12、“走街串巷”人
改革开放以前，对私营经济限制很严，私人单独从事大的生产经营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,小商贩，小手艺人要维持生计，就只能见缝插针，小打小闹了，即便这样，还时常被人斥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，动不动要割要剁。
徘徊春风，总有轻拂人面之时，驱之不尽，赶之不绝的生意人手艺人，各有各的生存之道。最高者莫过于“开个小铺子”，卖点小杂货小食品，守点小生意，做点小手艺。次一点，就“摆个摊子”，摆的最多是早点摊，在街旁边，巷子口，甚至家门口卖早点，时间一过就收摊子；还有摆地摊卖日用品的，武汉人叫“挖地脑壳”，城管一来，一个个跑得象燕子飞。再次，就“挑副担子”，比如收荒货的、剃头的、转糖的等。最小眉小眼的是“提个篮子”，边走边喊，沿街叫卖，一天多少也能换点油盐钱。
记忆中的三皇街，从早到晚都少不了这些走街串巷的生意人和手艺人，人们也从中得到不少的便利和乐趣。
早上叫卖者，多半是卖过早的，形形色色，多种多样。
60年代初，有个瘪嘴爹爹卖发糕，将“板篮”两头系根绳子背在肩上，发糕上面盖一层棉被保温。“板篮”是指那种比较厚重，比较扎实的篮子，轻巧一点的，带点工艺性的篮子叫做“花篮”。过去老人们习惯带“洋”字，火柴叫“洋火”，煤油叫“洋油”，轮船叫“洋船”，土豆北方人叫“洋芋”，武汉人叫“洋苕”。解放都十几年了，瘪嘴爹爹口音还改不过来，开口还是“洋糖发糕”，惹得一排伢们跟在后面学，他喊一句“洋糖发糕”，我们就接一句“吃了不长包”。
还有个大冶金牛镇的婆婆提个花篮卖麻花，叫着“麻花五分呀”，“油炸枯麻花”，麻花以炸“枯”为佳品。大冶地处鄂东南，接近赣方言，金牛一带的话尤其难懂，婆婆的叫卖声，听起来让人发笑。街上有位金牛老乡，每次都要买她两根麻花，同她谈几句的家常。平时说话还听得懂，她俩用金牛话谈起家常来，则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，我们完全不知所云了。
其后，串街的一般是卖日杂用品的，收荒货的。
有个老头将所卖之物全部挂在身上，像个刺猬，边走边吆喝：“青篾梢箕，刷具筷子，还有条帚，围桶盖子……”有个卖腐乳的男人，肩扛一个坛子，坛子外裹篾条，其人面相凶恶，我小时候常把他同大人嘴中的“麻胡子”联系起来，听到他的叫卖声，便早早地躲了起来。有专卖“汪玉霞”法饼的，这种“法饼”是用碱面做的，白中带黄，稍带点甜味，有大小之分，小的三分钱一个，大的卖五分，不管大小，面上都有个红印，中间是一个大大的“玉”字。
一中年男子卖“安全牌”，“安全牌，安全牌，不见了，有人送回来”，声音洪亮，韵律十足。这是专给儿童挂的小牌牌，上面刻有姓名，家庭住址，随卖随刻字。三皇街的“憨砣”小时候就不见过，多亏了“安全牌”，别人根据上面刻写的地址把他送回来了。
总记得有个男人怪声怪气地叫卖“印色油”。“印色油”就是印章用的印泥印油，他的吆喝声象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尖声尖气，拖泥带水，一口娘娘腔，有点不男不女，有人还说此人有断袖分桃之好，即武汉俗呼的“屁鸡”。因此，六渡桥一带的人以后就把“姨娘”之类的男人称为“印色油”，对一些小气行为也斥之曰：屁得像个“印色油”，没想到“印色油”还成了“乡土典故”。
晚上，卖“消夜”的，什么“油炸臭干子、藕丸、袱子酒、桂花汤圆”之类，喊声不绝……
小街整日里手艺人也多，剃头的、补锅的、修鞋的、修绷子床的、磨剪子铲刀的……，川流不息。这些总可以给人带来新鲜和刺激，街上的人喜欢凑热闹，一家做点什么，大家都围了上了，有的开玩笑，有的帮着讨价还价。
我最喜欢的是扯糖，转糖和炸米泡的。
扯“糯米饧糖”，一分钱二分钱都扯，边扯边唱“糯米饧糖，越扯越长”，只到扯得发白发亮才将它吃掉，“糯米饧糖”绵香可口，又好吃又好玩。
转糖就是“熬糖稀子”在石板上作画，这种糖不好吃，略带有一点苦味，我感兴趣的是“转”，能试试自己的运气。三分钱一小转，五分钱一大转，转糖的规矩是“半转不算，压线重来”，格子宽的是“五砣、八砣”，格子窄的是一些“猴子、仙桃、马”之类的平面线条糖画。最难得的是大转里面的“四大天王”—“板龙、关刀、飞机、花篮”，是立体的，这四种的格子最细，几乎只有一道缝。
至今记忆忧新的是，有回我居然转了一个“板龙”，旁观者都欢呼起来了。“转糖人”怕费时，不愿做，要用80砣糖来换，我不干。最后他大概花了一刻钟的时间，做了一条“板龙”，“板龙”做得真是活灵活现，龙口含的珠子还能动。我拿回家中，引得好多人前来观看，此事让我“乐”了好几天。
“炸米泡”就是“爆米花”，这恐怕是当年最好的最常见的零食了。“炸米泡”的一到，人们就带着柴火（武汉市1982年才取消“柴火”票，“炸米泡”要自带柴火）围了上来。所炸食物有大米、玉米、高粱等，五分钱一炸，要糖精另加三分。这是一种膨化食品，打开转锅时会有一声巨响，加工好了的食品就迸进布口袋里，然后解开布口袋另一头的绳索即可取出。
有次，不知是哪个“害人精”，偷偷将另一头的绳索提前解开了，“炸米泡”人高喊:“米泡响了……”，“轰”的一声，由于另一头是开的，一锅玉米花全部飞了出去。于是，“炸米泡”的人骂着，玉米花的主人怨着，孩子们叫着，跳着，抢着抛洒在地上的玉米花,一旁的大人们则笑弯了腰……
“城”因“市”而立，先有“市”而后有“城”。小巷“市声”悠悠，恰似城市之影，走街串巷之人，却系城市之根。有人说这就是城市的流动风景，此话应该是很有道理的，至少在中国，在目前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13、在“吃嘛嘛香”的日子里
老师说，过去的地主资本家生活奢华，鸡鸭鱼肉都吃厌了，我有点怀疑，也想象不出，鸡鸭鱼肉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会吃厌？现如今，我不是地主，也没有当上资本家，却不觉得有什么东西特别好吃，有什么东西特别想吃了。
说来也奇怪，不知何故，对于小时候吃过的一些东西，竟然有种特别的、深刻的、难以名状的记忆。
正长身体之时，却碰上最为艰难之日。农村最困难是58年、59年，城市则是60年到62年，即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”，63年开始就好一些了。后来又闹文化大革命，闹得经济几近崩溃， 物质奇缺，日子辛苦。那时候，“吃嘛嘛香”。
老武汉有句玩笑话：笑得象粮票，这足以说明粮票曾经是个好东西，很逗人喜欢（武汉市九十年代初才取消粮票）。有人就有口，要吃要喝，所以那时把粮食叫“口粮”，因为“粮”是按“口”来严格分配的，而且男女有别。“口”有大有小，“粮”有多有少，“口”在长，“粮”在加，到一定时候，家里人就要带着购粮证和户口到满春粮店去办理加粮的手续，仿佛是对我“成长”的一种奖励。
六十年代初，不但粮食供应严重不足，而且细粮很少，大部分是粗粮，特别是有种红高粱米最难吃，又糙又涩口，街上人传说是苏联人拿来喂马的。就这数量也有限，不够吃，人们就把它磨成粉子，搅成很稀的糊子，以水充量。
有天，一个嫂子端碗高粱糊子，走快了点，荡了出来，她突发联想，用当时唱遍大江南北的“洪湖水，浪打浪”的调子唱道：“红糊子水呀，浪呀嘛浪打浪”，街坊们都觉得这个“创意”很好玩，以后，人们一端起红高粱糊子，就会唱起“浪打浪”来。有人问：你屋里中时（中午）弄么好吃的撒？被问者便笑着回答：么好吃的，还不是一锅“洪湖水”。
有回粮店里卖“干苕片”（红薯干），一斤粮票可以买三斤，人们纷纷排队购买，一斤买三斤很划得来的，买到手的人十分高兴。苕片有点发霉，还有点“做药味”，不过，那个时候并不觉得很难吃
大人们口里常说到一个地名听起来象“骷髅树”，我想一棵结满“骷髅”的树该是何等恐怖，后来才知道是“姑嫂树”。现在这一带是繁华闹市，那时却是乡间田野。主粮不够瓜菜代，瓜菜不够挖野菜。街上的主妇们便约着一起走到“姑嫂树”去挖野菜，挖的人多了，后来连野菜也没地方挖了。野菜最不好吃的是那种“黄胡菜”，最好吃的是“没心菜”（这种菜民间传说和殷商的比干有关系），还有向郊区农民讨买的老包菜叶子，还有难以下咽的“干芋头禾”等，这些东西“刮油”，吃后感觉很“嘈人”，蛮不舒服的。
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“饥饿”（偶尔饿一下只能叫做“饿”），更无法体会“嘈人”是一种什么感觉了。
“捞油水”这句话，年轻人也很难理解，他们现在把油脂当作敌人,操心着急的是怎么减脂减肥，该用什么办法把自己整得有“骨感”，骨瘦如柴。过去一个人一月供应二两油（后来才加到四两、半斤），当然很能体会“油水”的价值了。
有回过早，炒油盐饭，我自己动手，反复放了三遍油，一碗饭炒得“油枯了”的，在外面吹牛我能干，炒的饭好吃，家里人却心疼了好几天。那时兴炸“回锅油条”，也叫老油条，把炸好的油条再炸一遍，还有“夹面窝”，把炸好的面窝重新加浆再炸，油条面窝炸两次，油特别厚，人们都觉得好吃，今天听着有点发腻。
现在买肉，捡瘦的，过去买肉，挑肥的，肥的好炼油（武汉人叫dàn油），炼油剩下的猪油渣再炒菜，有限的肉食价值发挥到了极致。如果哪家有条件煨回汤，那就是小巷的“新闻”了，人们会开玩笑地说道：哪家煨汤，闻倒好香，不把我吃，我就要“昂（āng喊叫）了。偶尔，菜场里来了一些“猪下水（内脏）、猪脚”之类的东西，不要肉票，惹得一些人排队争抢。街上流行一道美食叫“肠子灌糯米”，把肠子两头一扎，中间灌糯米，文火慢慢炖，放点生姜、胡椒，别有风味。肠子糯米本身好吃，炖的汤又白又“酽（浓稠）”，还可以用来煮萝卜。现在好像没什么人家做了，不稀罕了。
我还吃过一种叫“人造肉”的东西，味道极为鲜美，有人说这实际是豆制品，也有人说是面筋之类的东西，至今不知究竟。
小时候，盼过年，最主要的，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有好吃的。平时再艰苦，过年还是有过年的样子。煨汤，炸兰花豆、炸“翻馓”、炸肉丸子，炸豆腐丸子、炸藕丸子等，小街处处回荡着脂油的香气，连风儿也仿佛经过了油炸一般。我们家里“老太”炸藕丸最拿手，她用一种称之为“打熟芡”的做法，炸的藕丸子又糯又糍，蘸点辣酱，十分可口，还有蒸藕丸子，里面裹豆沙，外面洒白糖，味道好极了，至今回味无穷。
儿时过年的快乐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，天然纯真的喜悦。
我小时候，饭量很大，欠“吃”欠“喝”，偏偏我读书的六渡桥小学附近尽是些有名的餐馆，远的不说，距学校直线300米以内，就有“老会宾、福星居、德华楼、福庆和、郭镒泰、东来顺”等，现在桥西商厦的原址处，过去还有一座不错的清真餐馆叫“三星园”。六渡桥一带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就是难得吃到口。小小肚子特别容易饿，每天快到吃饭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些餐馆的香气直往学校窜，实际上，香气是飘不过来的。老武汉有句俗话：“吃肉不如喝汤，喝汤不如闻香”，我再加一句“闻香不如想象”，闻不到香味,只有靠“想象”了。
附近有名的副食品商店也不少，“老万成、森盛恒、美的”等等。有年，“美的”做了一个直径有三四十公分长的大月饼，摆在商店的橱窗里，引得过路行人驻足观看，馋得人们涎水直流。“画饼”不能“充饥”，有人在叹气，有人在骂人，骂“美的”太缺德，故意做这么大的月饼来“欠”（有意戏弄）这些吃不饱的人。
学校楼梯下面有个亭子间，是个小卖部，也没什么东西卖。小卖部的老头主要卖他自己腌制的萝卜条，一分钱一长条，略带点甜味。他用筷子将萝卜条提起，我们用嘴巴接住，一点一点吃完，不用手，这时老头会高兴地唱着“我的萝卜甜又香，一分钱来尝一尝。”那时的学生“荷包不暖和”（钱少），老头只能赚点分分钱。
饥饿能扭曲人性。记不得是什么时候，大人们提醒我，叫我上学注点意。铜人像一带出现了“抢犯”，这些人专门抢东西吃。开始我还不知道所谓“抢犯”为何物，有天早晨过早，我花了一两粮票四分钱买了一个面窝，刚咬了一口，一个“抢犯”在背后从我的右肩上，很熟练地将面窝“啄”去了。“抢犯”是个大人，当我回头看时，一个面窝已经去了一大半，他吃完了还故意朝我做了一个鬼脸，我只好空着肚子含着泪水向学校慢慢走去。
不是所有的“抢犯”运气都这么好，也有带血的一幕。有天在学校对门的“老福星居”（后来改叫“民众甜食馆”）里面，我亲眼看见一个女的，穿的还蛮“刮气”（漂亮、时髦），买盘豆皮，转身拿筷子，回头时，一个“抢犯”已经将豆皮捧在了手里，女人大怒，操起盘子朝那人头上砸去，血流了下来，女人放下盘子，扬长而去。血滴在豆皮上，那人还不停地连血一起吃着、吃着……
现在都是独生子女，一个个如宝似贝。六个大人抱一个孩子，十二个巴掌捧一颗明珠，用武汉话形容，捧在手心怕掉了，放在口里怕化了，实实是金贵得很。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小孙子前面跑，爹爹婆婆端着碗在后面追，边喂边哄，吃一口表扬一句：“我的乖乖真会吃啊！”,似这般“填鸭”式的喂养，自然香不起来。
医治此症，余有一秘方，现传于世。很简单，饿个三五餐、一两天，如此便是铁打的娃娃，也会争着吃，抢着吃，吃嘛嘛香了！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汉剧打花鼓
倒扣的老吊子
武汉正宗的老吊子煨汤 用的是柴火 蜂窝煤炭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三皇街
扬子江牌全脂奶粉，标有营养成分，绝对是货真价实，上面有“最高指示”镇着
六十年代的罐头红烧鸡，食中极品，没有吃过，弄张商标“过过瘾”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1965年发行的邮票，少先队员学打枪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ＱＱ７３６１６０４９６ |
|
|
|
